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
”我说。
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
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
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
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
”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
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
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
他应该会晋升很快。
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
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
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
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
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
“很好。
”阿书过得比我更好。
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
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
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
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
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
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
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
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
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
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