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立法分人为四等么？俺老朱一视同仁，别管你蒙古人也好，色目人也罢，凡是两条腿的，只要俯首称臣，一律享有国民待遇！
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一再强调礼仪纲常，这有些好像有意与之前红巾军的政治动员做个对比，大家虽然一个意思并且一脉相传，但今天咱文雅多了，对大仇都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掴脸，好似在告诉蒙古人：爷们儿不是以前的那帮红巾军了，是圣人驾临贵地！
把以前红巾军的军歌抄录在这里，大家对比一下，就能琢磨出另类滋味：
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说实话，好似红巾军的军歌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接受，但朱元璋还是在文风上另立炉灶，在政治目标上更是在有意区别于之前的红巾军，使人隐隐可以感觉到：红巾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之后的形势发展也是如此：红巾军的前身乃遍及华夏的明教、白莲教，立国后的朱元璋毫不客气的宣布白莲教为邪教，教徒们为妖人！——儿子一举将母体摧毁殆尽。
由此看，朱元璋在政治上是灵活多变的，强调的虽是民族大义，其实还是为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
而这时的讨元檄文对元朝统治者大大留了余地，甚至有点替这不争气的朝廷“清君侧”的味道，也可能这种政治宣言就是为了专门给蒙古的高、中层军官准备的，檄文只是一种政治分化手段。
10
军事方面，朱元璋召集了相关高层将领讨论具体军事部署，让前敌将军们来到了统帅部，各自发表对未来战事的看法。
在这之前，朱元璋与刘基等人就详尽讨论过北伐事宜，军事智囊刘基认为：我们对张士诚的平定，已经使元廷闻风胆丧，现在乘胜长驱中原，直下大都正是时机。
朱元璋却不那么乐观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起兵以来，与各路豪杰的征逐，得力在于谨慎，临小敌如临大敌，故常获胜。
今王业垂成，不可因中原的动荡混乱而生轻视之心。
必须谨慎行事，以保万全。
”
朱元璋对北方局势是了解的，早就以使臣名义向元廷派出了策反间谍汪河，这汪河曾在三年前执行间谍使命。
那时王保保还未掌元廷全国兵马大权，汪河是路经王保保的河南防地前往元大都，一来对元廷的政治军事形势摸底，二来也准备对元廷高层做些统战工作，结果在河南被王保保扣留，王保保可没管汪河的身份是什么使臣不使臣，这一扣就是三年。
但王保保在受命南征之后，出于对朱元璋统战工作的需要，主动释放了汪河，并且还致书向朱元璋表示友好，这不能不使朱元璋有些想法。
所以朱元璋对王保保一直存在那么一点招降希望，后来对王保保的外公、王保保的妹妹（不是金庸小说中的赵敏，真实的王保保妹子姓王，不会任何武功，也没那么狡诈，被朱元璋弄来做了自己的儿媳妇）都是礼遇有加，可惜对王保保本人的统战工作始终不见成效，混血儿王保保对自己的民族选择最终定位在了母系那边。
汪河的回归使朱元璋大致了解到了元朝高层尤其是王保保军中的猫腻，朱元璋论功行赏让汪河做了吏部侍郎。
基于对北方整个军事态势与元廷高层的认知，朱元璋在军事会议上告诉诸将：“大家先来看看大都的左右两翼：左翼山东，山东门户沂州是王宣父子镇守，可王宣父子是什么东西？‘狗偷鼠窃’呀！右翼河南，河南是王保保部将驻守，但王保保这个人名义上遵奉元朝，实际上专横跋扈，现在已经导致“上疑下叛”，对上不受信任，对下部属也不大听话；西北关陇地区是李思齐、张思道的地盘，这两个人彼此面和心不和，互相猜疑，而且他们与王保保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元朝就这么一帮鼠窃狗偷、专横跋扈、互相猜疑的东西，我们对北伐大业还能没有必胜信心么？各位将军请畅所欲言，各自谈谈自己的高见。
”
勇将常遇春是直肠子，率先表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目前我们兵力足够兵指大都，重拳直捣蒙古人的心脏，占据了高屋建瓴的有利态势，天下岂不就在我们掌中了？”
朱元璋似乎就等诸将如此表态，微微一笑：“能持重，督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谁也比不上大将军徐达。
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谁也比不上常副将军了。
但是，我不担心常将军不能战，而是担心将军轻敌，作为一个统兵大将，老是干突击队长的活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你冲上前线与一个小校争的什么战功？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
对于常遇春提出的进兵方略，朱元璋给予当场否决，如何打？朱元璋宣布了大体战略部署：“先打山东！第一步打山东‘撤其屏蔽’，打下山东也不理睬元大都，顺黄河挥师往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