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女儿可真争气啊，这下不用担心了，他嘿嘿地笑了，没有夸赞，但笑容里透着自豪。
他一直说孩子上不上得了大学都无所谓，但看得出来，女儿能考上大学，他比什么都高兴。
夜阑如水，土坯的民居在道路两旁偶尔滑过，轻易让人想起那时每天乘车去上课的时光。
也是这条路，也是这样旷达的视野。
那时总是队长阿平坐在我这个位置，我们挤在后座上，在每一个转角相互挤压出大声呼笑。
“你这几年都没来看看啊。
”王老师忽然说。
“哦，不好意思，”夜色遮住我的脸红，“总说要来，但总有事情。
” “啊，”王老师连忙笑道，“不是责怪你，只是以为你会和小李一块儿过来呢。
” “队长？”我诧异道，“他后来常来？” “何止常来，有一段时间是常住哩。
” “真的？他来做什么？还是教书吗？” “不是，是做项目。
” “什么项目？” 王老师忽然扭头，带着含义丰富的笑问我：“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俩好着呢。
” 夜色再一次遮住我的脸红，我支吾着说：“没……没有。
您误会了。
” 那时阿平确实在追我。
只是我没有答应。
我们有时午饭后会去村后的小河边一起走走，下午回来的时候难免出双入对。
时间久了，不仅大人看得出来，连上课的孩子都起哄笑着。
阿平会佯装恼怒，跟笑他的小鬼追跑打斗。
这画面现在想起来已经那么遥远，画面里的笑容都恍然成了摄影一般，静止着没有动作，咧开嘴没有声音，眼睛亮得像星星，无论是阿平，还是笑闹的孩子们。
王老师的误会是正常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了，原本就不是同学，那次支教之后更是各奔东西。
我不敢再问，怕问多了又引起暧昧的怀疑。
阿平来这里做什么，我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不是我从前喜欢的类型，我们和平地把话摊开，之后告别分手，心里没有太大波澜。
也许他心里有波澜，我不知道。
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坦率，把话说得坦率，说我只是还想流浪，而他不是喜欢流浪的性格，不是他不好，真的。
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法回应时，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些什么。
我不曾掩饰自己因年少轻狂而充满幻象的矫情，而这不掩饰已经是在那时那刻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真诚。
他接收了我的坦率，从此成为了解我轻狂的陌路行人。
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黑夜包容人的一切遐想，我没有再开口，王老师也善解人意地没有多问。
车进了村子，开始颠簸。
除了穿村而过的国道和中学门口的一段柏油路，村里的大部分道路仍然是土路或石路。
零星的路灯低矮昏暗，照亮土房门口一隅巴掌大的空间。
远远就能看见绮梅站在门口，披着一件长衬衫，穿着拖鞋，仰首看着。
我下了车。
她已经长高了这么多。
还是一句话都不爱说的忸怩的性子，只是看着我笑，双手还是相互攥着，脸蛋上的高原红倒是退去了很多。
女孩子常常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舒展，因为未来在面前的庞然展开而眉眼获得不期然的舒展。
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看到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
十八寸的小彩电，墙上贴着大幅年画，炉子不知为何撤掉了，但宽阔的炕上，还是能看到熟悉的绣花枕头和被子整齐地摆在一端。
绮梅说那是她绣的，高考之后没事在家绣的。
她又拿出一双鞋垫，绣满了凤凰和鲜花的鞋垫。
三年前她就给我绣了一双，说是女孩子出嫁时需要的嫁妆。
我笑了，说三年前那双还没用上，她羞涩地笑笑说没关系，多留两双，嫁人之后也可以用。
绮梅对嫁人有着和我自己从前相似的秘密的凝思，她家来过一个画家，住了几个月之后离开，她便想走出去寻找他，或者寻找和他相似的人。
绮梅的妈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出来了。
村子里的面条馨香漫溢，不知比东部城市里卖的好吃多少，不加肉星的纯素面就已经有唇齿留香的幸福感觉。
村里缺水，小麦和土豆是主要作物。
地里种出来的基本只够一家人糊口，每年靠粮食的收入不过千八百块，再刨去烧煤取暖的五百块，剩下的零零星星只够买一些生活用品。
孩子的上学、大件物品的添置都要靠大人去城里打工。
王老师和妻子算是幸运，都有一份文职，总算可以不必远行也能把女儿供到毕业。
剩下的大部分家庭，孩子都与父母长期分隔在国度的两端。
村子没有矿产、没有历史、没有手艺绝活，只有一片笼罩空无的阳光。
曾经有一个台湾慈善商人想为这里投资网络，幻想教村民直接进入信息时代，但在我们那年到来的时候，这工程正像无水的河道尴尬地悬停。
地域就是生存的限制。
绮梅和妈妈坐在床上，絮絮地给我讲着这几年学校的状况，各个学生的变化，王老师笑着站在门旁，叉着双手悠悠地听着。
村子和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多了，村子在一点点变好，留在村子里的孩子比前几年多了。
我看着面前的绮梅，思绪又一次回到三年前。
三年前。
木桌木椅的教室。
红砖绿框黑板的教室。
拉着我们问东问西的孩子。
一心希望从我们身上了解世界从而走出去改变命运的孩子。
纯良的孩子，早早懂得世故和功利的孩子，没有学会看天下先学会愤世嫉俗的孩子，而又纯良到不懂得掩饰这一切的孩子。
刚见到他们，队里有几个人很是震动了一番。
孩子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懵懂纯朴，一相识便眼泪汪汪地讲述自己家庭悲惨，或是怒火中烧地控诉世间腐败而不公。
他们或许将我们误解为能够将他们拯救出生存窘境的人。
这实在不难理解。
村子里来的外人实在太少了。
其实，能教他们什么，该教他们什么，我们心里一点都不清楚。
他们在意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声音带着电视上学来的腔调与措辞。
我们大部分人手足无措，陪他们流眼泪，但不知道如何言说。
他们说的我们何尝不知道，若不是为此，我自己又为何想去流浪。
只有阿平和我们不同。
还记得在第三周的一堂课上，他突然严肃而愤然地拍击黑板，说：“你们说，我们这世上有多少没有腐败的地方？” 孩子们吓得愣了，不明了他的意思。
有的小声猜“一半”，有的更加小声地猜“四分之一”，阿平让他们再猜他们也讷讷地不开口。
最后，阿平自己回答：“没有。
” 孩子们略略骚动起来。
阿平端来一个空置的花盆，盆里有土，他在上面浇上半盆水，说：“没错，淤泥遍天下，但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腐朽。
包括你我的人体自身，我们都在腐朽，所有的动物和细菌都在不停地吃，实际上就是在惊恐中试图延缓这种腐朽。
除了树，一切都只是消耗财富的腐朽者。
你们知道叶子为什么是绿的？很简单，因为叶子吸收了红蓝光子。
但这种吸收和其他颜色都不一样，叶子不仅能吸收，还能转化。
你们看这水，清不清？它和泥分得这么开，有多么清。
可是清有用吗？你把这盆泥水放上三个月，要么泥水混合了，要么微生物让盆里腐臭。
你将它倒掉重来，三个月后还是一切重头。
能改变这一切的不是水，而是叶子。
只有当某一天绿色诞生了，能将能量转化，这个系统才有了生机。
世间有淤泥谁都知道，但正是如此，我们才要去转化。
” 阿平的长篇演讲孩子们听懂了多少我不知道，在当时，即便是我们，也只是坐在台下，像孩子们一样静默地听着。
一些孩子哭了，但我想他们是被阿平语言中涌动的激情所打动。
下课后泪水平息，生活继续。
阿平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踏入泥沼的人了，他不介意应酬喝酒，也不介意商业侵蚀，他不喜欢远行流浪，只是一个人做寻常的事情。
记忆片断化地飘进心里，和眼前的现实混在一起。
晚上和绮梅并肩躺下，她还是不想睡，小声地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
我看着她欣悦期待的年轻的脸，想象着在她面前展开的未来的旅途。
其实是他们能改变我们，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
改变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
“姐，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忽然问我。
我静了片刻说：“找到心底的绿洲。
” “什么样的绿洲？” “干净的、宁和的、让人心灵沉静下来的一个地方。
我仍然幻想着世间有这样的地方。
也许还有很多绿色的房子。
” “是吗？” 不知为什么，绮梅的声音显出一种特殊的惊奇。
我想问她，她却笑笑不说话了。
我们又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不知不觉睡着了。
乡村的夜晚出奇地静。
第二天早上，绮梅先我一步起床。
我起来独自穿衣收整，叠好被子，在墙边的盆中洗脸。
正在梳头发，绮梅忽然从门外跑进来，拉着我的手，也不说话，就带着我跑到后院爬上梯子。
我问她这是去哪儿，她只是笑着，却不答话。
屋顶阳光灿烂，我眯眼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我一瞬间呆了。
眼前是一大片绿色的小房子，干净、宁和、闲散铺陈，有炊烟袅袅升起。
房子还是那些熟悉的土坯房，低矮浑厚，形状朴实。
然而房子的屋顶和墙壁却变成了绿色，大片大片全村的绿。
那是一种新鲜而青嫩的草绿，像春天叶子刚刚开始繁盛时候枝头的绿，介于黄与浓绿之间的轻盈的浅绿，让人满眼发亮而心头沉静的无边的绿。
有老人和孩子在小巷里行走，清早的阳光有透明的温度。
那一片绿，那一片安宁，正是我幻想中的绿洲，分毫不差。
我吃惊地呆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早饭的时候我问王老师。
“这就是小李的项目啊。
”王老师像前一晚一样富含深意地笑着。
“队长？” “嗯。
你们走以后，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
他带了一项技术，叫什么绿色房屋工程，是一种光合作用细菌，可以培养在我们土房的墙上和屋顶上。
我们这地方离电网远，用电困难，冬天烧煤又得从内蒙古买，很贵，别的资源啥都没有，只有阳光多。
他就拿了这技术过来，太阳能蓄电，晚上取暖，多了用不了的还能卖给企业。
他和那个台湾商人谈了，让他把建网络的钱拿来投资，跟县里也说了，在税收上给了优惠，结果两边都很满意。
” 我沉吟了很久没有说话，心底波澜起伏。
我踏过那么多清水般的路途都没有找到的绿洲，竟在尘土遍布的贫瘠的土地上绽开了容颜。
阿平知道我的幻象，因此他建了它，让我走到天边，终于在原点与它不期而遇了。
我轻声问王老师：“队长他现在人呢？” 王老师摇了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
项目推进了两年，因为不难，所以挺顺利，然后他就走了，没说要去哪儿。
我还以为你比我们知道呢。
” 我的眼泪瞬间涌上眼眶，在眼底打转。
我把阿平弄丢了。
我找到了绿洲，但丢了他。
他人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窗外阳光点亮高墙，一片温柔。
清者清，浊者浊，唯其绿者自生息。
写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五日
紫
唯一一次见到阿莲是在公安局，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她坐在盛装打扮的大仙、巫婆、瞎眼算卦师和风水先生中间，像一个不小心混入的游客。
我一进门就多看了她两眼，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想起了爱斯美拉尔德和河滩广场上的乌合之众。
公安局把我找来，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合作。
这是一个“在市文明办的带领下，由市民政局、公安局、工商局、城管执法局组成的联合执法队”，本着“打击封建迷信刻不容缓”的精神，每隔一段时间，就抽查城里某个人口密集的区域，清查其中用算命、卜卦、游神、歪理邪说挣钱的各种“神人”，严肃处理。
我在中科院工作，业余时间写些科普文章，也和电视台合作过科普节目，加之导师颇有名望，久而久之，便在科普和反伪科学的领域里有了一些声誉，公安局有了问题会请我过来，帮忙检视一些不容易定性的伪科学遁词。
阿莲坐在木头长椅上，让周围的一切显得黯淡无光。
她满不在乎地看着其他人，包括走来走去的戴着警帽的公安人员和仍然身披黄袍喋喋不休的算命大神，嘴角含笑，仿佛看戏，悠悠然饶有兴致，丝毫不觉得惊恐。
她皮肤不算白，但细腻有光泽，披一条不规则的披肩，戴着一串银镯子，长而直的头发用手帕松松地系着。
这样打扮的女孩我见得多了，通常是为了假装个性，但她的装束和自身融为一体，仿佛也是某种神仙的行头。
她抱着一只大书包，就像一个挤车上学的中学女生。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微微诧异地皱了皱眉。
一个装作瞎子的算命老汉一见我们进来就准确地奔到执法队长面前，拉起他的手说他有大富大贵的命，将来一定多子多福，执法队长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老汉说国策是国策，有福是有福；一个穿一条灰色长袍的老太太一脸凄苦地凑过来说，她什么坏事也没做，只是替人把背上的鬼赶走，那些人自己看不到，只有她能和它们说话，是真的，队长问她为什么她能看到，她说这就是命啊，她也不想这样啊；另外一个国字脸的中年人不屑地哼了一声，手中的拐杖在地上跺了跺，仿佛对这种讨好和申辩嗤之以鼻，我认得他，他是常常到我们所门口宣讲万有斥力学说的民间科学家，我连忙问队长他是为什么被抓来，队长笑笑说，因为发明一种功，指挥大家运功，用万有斥力治疗结石。
阿莲就坐在他们中间。
我迟迟没有问队长阿莲的罪状，也故意不多去看她。
我觉得一个总是盯着陌生女孩看的男生是很没有出息的。
当然我也怕她觉得我没出息。
可能后一点更严重些。
坐在队长的办公桌前例行公事，我多少有点心不在焉，不知道这个女孩为何会坐在这里。
其他大部分情况都是常常遇到的胡扯，不必用我参谋，队长的经验就足以准确应对。
只有小部分听起来头头是道，混杂了传统周身气血五行八卦天人合一之类的说辞，听上去非常动人，实际却将各种精确的症状和起因混作一团，用模糊的说辞为自身找借口。
这时才不得不动用专业医学的病理询问，从其回应中找到错漏和站不住脚的地方。
我一向反感这些理论。
毕业之后做科普写科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与这些模糊说辞对抗，读过大量资料，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这位小哥，我看你印堂发黑，顶冒虚火，八成是阴阳失调，阳气太盛，来来来，老夫帮你诊一诊脉象。
”一个下巴上留着一绺小胡子的老头坐到我对面就要给我诊脉。
我将手抽回来，厉声问：“姓名？” “莫动肝火，”老头说，“劳碌伤阴，阴气内虚，再动肝火，恐有损阳寿。
” “姓名？！”我更加厉声地问。
老头做出一副吓到了的姿态，坐在我身旁的队长笑出声来。
阿莲突然凑到我们身边，站到老头一旁，俯身看着我，用手撑住膝盖，笑眯眯地问： “你不信气功吧？” 我皱皱眉：“不信。
” “阴阳气息、经脉、元神？” “当然不信。
” “那上火呢？” “也不信。
” “我懂了，”她微微笑笑，露出两个细小的酒窝，“看不见的你都不信。
” “本来就是胡扯。
”我说。
她总结似的点点头，问：“你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我刚要点头回答，忽然发现这形势不对，不知怎么问答就反了，明明应该我盘问她的，现在还没开始就变成了她问我。
我连忙低头翻阅她的抓捕记录，却发现自己连她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姓名？”我问她。
“小哥，”坐在我对面的老头插嘴道，“过于执念一事，死钻牛角，有损气血，于己不利。
姓名一事，不过代号而已，何必苦苦追索？人生在世，不过白驹过隙，‘看开’二字……” “没你的事。
”我匆匆打断他，手下却不停。
“没我的事啦？”他站起来就要走。
“坐下！”我朝他叫道。
他于是又悻悻地坐下，嘴里还唠叨个不停。
我终于把阿莲的记录找出来了，凭年龄，二十四岁的年纪在这乌合之众中只有她一个。
“阿莲。
”我轻声念叨，满心狐疑，“硕士研究生……巫术行医？” 她根本不理会我，倒是充满好感地对老头笑笑，老头也像大明星一样朝她笑笑。
然后她又继续问我道：“你想要扫除天下邪门歪道？” 我故意不搭理她。
“你觉得这个国家太不理性？民众糊涂易骗，而骗子又遍地猖獗？” 我忍不住点点头：“没错。
” “可是那么多人相信星座、塔罗牌、易经，你难道都要扫除不成？” 我想了想说：“自己玩玩可以，拿出来谋财害命就不行了。
” “我懂了，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她忽然有点温柔地说，“而且对未来仍抱有希望。
” 她的话触动了我。
她说得没错。
我对生活中看到的种种非理性实在有一点恨铁不成钢。
这个国度早该进入现代科学的理性阶段，可是茫茫然等了一百多年，似乎也没有一点长进。
二人中就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五人中有一人迷信周公解梦，五十个人中才有一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这不仅是国计民生的问题，也是真正生活细节的问题。
若不是这轻信，又怎么会有各种乌七八糟的所谓成果，谋财害命，损伤真正的探索研究。
爱之深，责之切，若非还有一丝希望，我又怎么会做现在这些事情。
男孩子小时候难免会盼望成为救世济人的大英雄，当时听人们叹息中国没有科技革命，心里并不觉得缺损，只想着等自己长大了凭聪明智慧自己来充当哥白尼爱迪生，领导革命，可是长大了发现这个理想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才感觉到那种彻骨的无望。
原来前人们说的“没有”不是指历史而是指现状。
环视周遭，充斥着呼喊老祖宗的学问可不能丢的人，可是有几个能有耐心再往前走一步呢？在法国旅行的时候看到帕斯卡十九岁时造出的第一台计算器，精密复杂，结构精巧，金丝雕刻，成为后来不断复杂的计算器和计算机的鼻祖。
它的旁边躺着算盘，各种材质的算盘，一眼望穿羞涩。
我当时就想到在电视上声称算盘无限伟大的文化家，让我难过的根本不是算盘落后，而是没有一种氛围生成哪怕一个帕斯卡。
“对。
”我叹了一口气向她承认道，“你说得对。
” 她双手撑在老伯的肩上笑了：“当然对，我是从你命盘上看出来的。
” “你……” 我恼得无话可说，周围的大仙们也笑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包围在一个巫神仙鬼的圈里，身边全是笑声和命道劫数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