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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
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
多么没有尊严。
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
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
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
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
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
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
长官眼都没眨。
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
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
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
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
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
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
”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
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
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
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
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
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
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
”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
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
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