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耕实行全方位奖励：耕织产量高者免除徭役，开垦荒地者可获土地所有权。
这种"重本抑末"政策，本质是将人力资源集中于农业。
卫鞅算过一笔账：一个商人消耗的粮食相当于三个农民的产量，而国家的粮食储备和兵力来源，全靠农民。
当关中平原的阡陌间响起此起彼伏的耕作声，当粮仓逐渐充盈，秦国的战争潜力正在悄然积累。
（四）禁旅：打造国家军队
变法前，秦国军队实为贵族私兵，庶长们各自统领部曲，作战协调混乱。
变法后，推行"军功爵制"，设立二十等爵位，士兵凭斩首数量授爵，每斩一敌首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
爵位不仅是荣誉，更是身份等级——低爵者可为官，高爵者可食邑，彻底打破"贵贱有别"的旧制。
同时，禁止私斗，将民间武力收归国家。
曾经在街巷斗殴的勇士，如今只能在战场上挥洒热血。
当秦军在河西之战中首次以"斩首万级"的战绩获胜，军功爵的金属光芒，已成为激励秦人奋勇杀敌的最佳动力。
四、阻力与铁腕：变法中的政治博弈
变法的刀刃很快刺痛了既得利益者。
公元前352年，太子嬴驷触犯新法，这成为旧贵族反扑的契机。
甘龙等人暗中煽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试图借此动摇变法根基。
卫鞅深知，若不能震慑权贵，变法必败，遂提出"刑过不避大臣"，但考虑到太子身份特殊，最终处罚其傅公子虔（孝公兄长）、其师公孙贾，公子虔被处劓刑（割鼻），公孙贾被处以黥刑。
这一事件成为变法的转折点。
它向秦国上下宣告：律法面前，无人可免。
连太子的师傅都受刑，何况普通贵族？此后，旧贵族虽心怀怨恨，却再不敢公开反对。
卫鞅则趁热打铁，于公元前350年启动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便于向东发展；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私有买卖；推行县制，全国设31县，县令由君主直接任命，彻底终结贵族封地自治。
但高压政策也埋下隐患。
公子虔受刑后闭门不出，暗中联络旧贵族，等待复仇时机。
卫鞅本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他出行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以防不测。
秦孝公对此并非不知，但他选择了无条件支持——在强国目标面前，个人恩怨乃至君主的亲情（公子虔是他的亲兄长）都需让步。
这种君臣默契，是变法得以持续的关键。
五、成效与代价：变革十年的蝴蝶效应
到秦孝公去世前（公元前338年），变法已推行近二十年，秦国面貌焕然一新：
经济层面：关中平原亩产提高40%，"秦地殷富，粟如丘山"，粮食储备足够支撑数年大战。
成都平原通过都江堰（虽为后来李冰修建，但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