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
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
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
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
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
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
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
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
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
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
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
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
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
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
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
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
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
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
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
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
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
”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
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