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江枫香溪会议
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历经艰难险阻，抵达沙子坡。
彼时，革命形势严峻，何去何从成为摆在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面前的紧迫问题。
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围绕如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争取活跃于当地的“神兵”力量，以及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意见交换。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在枫香溪（当时属沿河，现今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分局书记夏曦经过审慎思考，同意了贺、关二人的意见。
6月19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从沙子坡出发，前往枫香溪。
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大使命，主持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
会议选址在枫香溪土豪王焕恩家，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宅，即将见证红三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与会者们神情严肃，对黔东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力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印江、沿河发动苏维埃运动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十分必要，这将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会议最终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其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此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其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红军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其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广大群众，让革命的火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当天晚上，红三军干部会议紧接着召开。
关向应同志在会上详细传达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精神，激昂的话语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瞬间振奋了在场干部的精神。
他们纷纷表示，将坚决贯彻会议精神，为实现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
会后，红三军迅速行动起来，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很快得以恢复。
同时，成立了车党委会，向各师、团派出了党代表，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积极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到这一年的9月为止，全军党、团员人数达到了463人，为红军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开辟黔东特区，加强地方工作，红军从各级干部中精心抽调了100多人，组织了一个兼具工作队和战斗队性质的干部大队（即军委分会的宣传队）。
在枫香溪，干部大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
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方法和军事技能，为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集训结束后，干部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奔赴黔东各地。
他们深入农村、山区，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与此同时，红军又从各师、团警卫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人员和枪支，组成若干个小分队，分赴黔东各县。
这些小分队成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黔东特区的创立过程中，红三军于6月中下旬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
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旨在剥夺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告了红军的宗旨和目标，展示了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决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和活动提供了指导，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革命政权的建设和运行进行了规范。
这些文告、文件的发布，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黔东人民前行的道路，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号召黔东人民起来革命，瓦解敌人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枫香溪会议以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热潮，在黔东地区轰轰烈烈地掀起。
到8月上旬，特区范围内已建立了17个区政权，67个乡政权。
同时，还建立了特区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
枫香溪会议，无疑是红三军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在红三军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立黔东特区
黔东特区（又称“黔东苏区”），是红三军在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它涵盖了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以及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六县的部分地域，纵横二百华里，人口十万以上。
其中，印江、沿河两县是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其次是松桃、酉阳、秀山。
尽管黔东特区仅存在了5个多月，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梵净山地区开花结果，革命精神更是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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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创立黔东特区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黔东人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昂的斗争情绪。
黔东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兵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豪富强取豪夺。
在重重残酷压榨下，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苦，挣扎在温饱线上。
多数人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过上幸福的日子。
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黔东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以“灯花教”的宗教形式为掩护，高举义旗，发动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武装斗争，即号军起义。
号军起义首先在思南爆发，随后迅速波及各县。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印江人王茂兰及安太然等人，在印江袁家湾举起义旗，以台市为号。
此后，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般蜂起，或以白巾为号，或以黄巾为号，聚众十数万，统称为“号军”。
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半个贵州，声势浩大，采取飘忽作战的策略，多次击败官军。
“号军”坚持斗争长达13年之久，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
到了民国年间，黔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
特别是1932年以后，黔东的务川、印江、德江、沿河等地兴起了“神兵”运动，其发展迅猛，人数众多。
1934年初，印江“神兵”两次夺城，吓得印江县城内的官吏豪绅胆战心惊。
黔东“神兵”的英勇斗争，震惊了贵州军阀政府。
伪政府调集正规军队，对“神兵”实施进剿。
在优势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神兵”最终失败了。
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积极待机再起。
为了寻求支援，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四川酉阳一带寻找红三军，请求红军增援，为他们报仇雪恨。
由此可见，黔东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黔东地区的政情较为薄弱。
黔东地处贵州的边远山区，基本上属于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
但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势下，王家烈面临着诸多困境。
他对内要对付本省的其他军阀，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地盘；对外要防范湖南湘西土着军阀陈渠珍的侵扰，同时还要警惕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人的觊觎。
由于兵力分散，王家烈尽管将主力部队进行了重点布防，仍深感兵力不足。
在黔东地区，主要是反动的地方政府和为数不多的团防武装，以及一些来往不定的“杂牌”部队。
相比之下，王家烈在黔东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事力量空虚。
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只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整个军事形势相对稳定。
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有利于红三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最后，黔东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
它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要冲，山岳连绵，草深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地形险要。
西靠天险乌江，东有印江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这种地理环境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便于红军回旋和固守。
此外，大革命前，贺龙同志曾在黔东活动，在当地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还拥有一些熟悉的社会关系。
这些都为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
1934年7月21至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隆重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意义非凡，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
正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历经千辛万苦，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因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况，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和给你们指示。
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
自从你们的代表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
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详细和具体了解你们的情况。
××同志只给我们一个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
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信中对湘鄂西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必须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8月初，湘鄂西分局在黔东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和决议。
分局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一致表示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
并于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