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
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
我赶紧跑进储藏室。
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
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
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
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
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
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
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
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
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
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
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
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
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
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
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
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
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
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
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
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
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
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