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
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萎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
他那么爱他的工作。
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
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
就那一点儿发作。
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
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
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
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
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
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古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
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
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
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书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
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
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
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
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
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
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
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
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
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
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他命。
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
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伏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
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
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
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个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
我估计他给触动了。
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
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
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
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