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
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
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
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
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
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
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
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
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
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
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
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
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
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
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
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
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
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这样的客观。
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
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
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
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
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
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