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
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
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
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
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
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
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
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
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
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
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
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
其实他相当紧张。
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
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
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
他没有彻底信赖我。
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
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
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
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
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
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
我在那里感到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