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
写完便交给了秘书。
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
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
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
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
”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
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
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
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
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
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
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
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
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
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
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
“我告诉过你了。
”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
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
”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
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
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
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
”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
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
“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
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
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
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
眼睛的动作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