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
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
”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
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
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
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
我那时多沉着。
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
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
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
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
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
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
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
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
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
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我对理查说。
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
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
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
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
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
我说完局面就僵了。
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
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
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
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
”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
理查·福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