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他父母看出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亲近到了可以讲女性的麻烦。
我没办法，只好用一只手拎着又紧又窄的裙子里面的袜筒，希望自己能保持个完整的形象从椅子走到门口。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口，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子），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
什么东西都爱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
溜冰也是。
我喜欢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紧身裤，戴小帽子，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
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干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套。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点多了，还是喝彩、口哨、欢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
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
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
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跳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
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
我和他手牵手，热风擦着面颊而过。
我原来心里的窝囊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
享乐是恶性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
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
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干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器、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
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
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
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
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
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
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觉。
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
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
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
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
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
自我厌恶到了极点。
我真是无救。
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
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
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
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
我终于叫了一辆黄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
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
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
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