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墨绿色的房门上趴了两只苍蝇，绿头蝇子，个头都不小，若不是它们爬动起来，几乎要跟深墨绿色融为一体了。
我把兜里揣着的口罩递给了李昱刚一只。
李昱刚拨浪鼓似的摇头，“刘哥，这违反规定……”
“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本来就对尸臭味儿紧张，你进去再吐了，技术部招你惹你了！”
我们是有规定的，进入现场不能戴口罩，不能封闭嗅觉，因为你要通过嗅觉判断许多东西，譬如有没有汽油、酒精、特殊刺激性味道等。
第一反应、第一直觉，现场什么样，这得知道。
但我判断，以群众报备闹苍蝇为基础，里面趴着那位指定是高度腐烂了。
高度腐烂的那个臭味一出来，你就甭想闻见别的其他什么了。
那味道，蹿脑门。
再说了，还有我呢，我的鼻子就够用了。
李昱刚要是再吐了，才真是跟技术部过不去。
今天先我们一步出发的是技术部第二小队，队长小钱比我小五六岁，虽然年轻但经验丰富，工作一贯尽职尽责。
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人员是非常有必要的配备。
小到一个衣物纤维。
一个刮擦痕迹，都很可能是我们判断破案的关键。
技术人员专门勘查现场，收集各类证据，给我们提供好多有利的东西。
而我们侦查人员，把这些情况全综合起来之后，就能更快地抽丝剥茧直指凶嫌。
这方面比从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法律要靠证据说话，而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是最佳的证据采集者。
通过精准的证据采集，我们曾攻克过不少心理素质极强的罪犯，让他们认罪伏法。
我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第二小队的现场技术员小秦，姑娘朝我点了点头，让出路来方便我们进入。
这股子尸臭唉，真不是乱盖的，太臭了，直冲脑门。
我回头看了眼李昱刚，他拧紧的眉头告诉我，戴口罩也没什么用。
但他还是很坚强的，跟在我身后坚定不移。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客厅大，主卧也大，还带个卫生间，次卧小一点，放着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什么，就是一个架子，挂了好多钟，类似那种钟楼大钟的缩小版。
溜着墙根往里走也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尽量避让痕迹、避让证物，但这回我看必要性不大了。
死者面朝下趴在卧室中央，顺着卧室流出来的黄水几乎淹没了客厅。
他的尸体，肉已经没有了，基本上就是一个骨头架了，身上的肉呢，变成水了，流得满屋都是，全是黄水，除了黄水就是凝固干结的黑色血迹。
蛆都没有了，只剩蛆壳。
尸体上应该长白蛆，比如说一个月、半个月长白蛆，白蛆都没有了，这下面全是蛆壳，整个屋里头全是。
不闹蝇灾才怪呢！
这都不仅仅是高度腐败了，这是完全腐烂。
勉强能分辨像出来他被杀时穿着背心裤衩，整个身体就在那儿趴着，旁边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烟缸，里面的烟抽了半截儿。
由于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现场的基本东西全被破坏了，什么足迹、纤维就别想了，化水的尸体把一切都淹没了。
我们，沉浸在一片尸水的海洋里。
我干刑警这么多年，这场面也真不多见。
说不震撼，那是假的。
这屋子，谁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我都恨不能窜出去一会儿等技术人员来跟我说明情况。
但咱有职业素养，咱不是光听情况就能破案，还得观察。
卧室里有个东西极其不合时宜。
是个洗衣机的箱子。
正常人谁也不会把这玩意儿立卧室。
我伸手去推，在一旁取证的小钱隔着口罩说：“背后是血迹。
”
跟着，一墙的喷溅血迹映入眼帘。
我看着血迹，又回头看看尸体趴的位置。
怕不是一刀抹脖子吧？目测像。
从背后被人一刀结果，这说明啥？什么人你能放心背对？你至少要认识他，并且熟悉到对之没有防心。
但是这跟屋内的现有情况形成了反差—屋内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
你说要是熟人作案吧，除了伪装现场，没必要把屋子翻腾得这么乱。
伪装现场也不是不可能，转移警方注意力嘛。
但现在已知情况太少，还什么都判断不了。
首要目标只有一个，先知道死者身份。
是谁，死在这间屋里。
是不是房主本人，如果不是，租住的人是谁，为什么死了这么久才被发现。
案发现场是两室一厅，究竟是合租还是独居。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困扰我，那个洗衣机的大箱子，因何摆在那里，还刚好就遮挡住了血迹。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时，我们也确定了死者身份。
这位死了八个月的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开新。
年龄是60岁。
这个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乐家。
他所教授的乐器叫作编钟。
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
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简单来说，是打击乐器的一种。
杨开新教授的身份特殊在，他是现有编钟演奏家里的权威人物，可以说，没有他，这门乐器的传承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他个人天赋异禀是一方面，代代相传的技艺又是另一方面。
我跟李昱刚看完并没什么用的尸检报告，丧气得不行。
你把它总结下来即是，因为尸体高度腐烂，皮肤、肌肉、脂肪层、内部器官等的流失，仅剩一副骨架子，无法判断致命死因，也就是说，到底是让人掐死的、勒死的、捅死的、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