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幼稚得可笑。
她在塑胶操场上决绝地走，夜色依然温柔，操场好闻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
她回头看我，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凝注的东西。
我从不知道她会疼得这么深。
我越来越急，却找不到回答。
再给亚宁拨电话，她还是没有接。
我这时无比希望她出现在线路的另一头，从来没有这么希望过。
心里很难受。
回忆盈满。
在那个悲伤寒假之前，当她悄悄地问我，她该不该去找大江时，她的声音那么欢愉而充满希望，眼睛那么亮，在嘈杂的饭馆的角落，她的声音和她的眼睛都像不属于周围一切。
她低头说着她的计划，说她瞒着家里人，说其他朋友也多半不赞成，只有我一直支持。
然后抬起头，她说虽然大江现在没有学上也没有工作，但有一天会娶她的。
这些记忆一并涌出。
我怎么能忘记这些记忆。
那个寒假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怎么能忘记，当那个寒假过去，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怎么忘记当周围的男孩都不以为然地说这太正常了，世界都是这样，是你们两个理想化得太久了，我是如何难过，是如何从宿舍的床上深夜坐起来，后悔得无以复加，坐在床上抱着腿不能入睡。
整整一夜睡不着。
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
我永远无法知道在大江家乡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记忆像尖锐的碎玻璃，一直清楚地存在心里。
切割心脏，止住呼吸。
无能为力。
“我们是在温室里待得太久了。
”亚宁在夜里这样看着我，“这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和别人也没有不一样。
”那一刻，我们之间的世界静而僵。
我继续点着网页，怎么都无法睡着。
电话线路对面的忙音一直在屋里响着，一声一声，盘旋在空中，像重复了许久的问题，无人面对。
忙音穿过海洋，穿过悬而未落的心，穿过这许多年避而不谈的让我们慌张的记忆。
你能否相信这个世界，一拥抱就背叛的世界。
我和亚宁后来很长时间不能坦率相对，就像战役失败，同谋瓦解。
面孔对面是有情还是无情，海洋对面是阳光还是黑暗。
回忆在海上席卷，席卷这许多年来在内心筑造的自我保护的墙，像黑暗中的闪电，逼人面对追问，充满担忧。
电话一直响着，无人应答。
次日清晨，当噩梦过去，门铃清脆响时，我从凌乱的书桌上抬起头来，揉揉惺忪的睡眼。
阳光透过窗子，在桌上印出块块散碎的方格。
我披上衣服打开门，充满惊讶地发现，亚宁出现在门口。
“亚宁！”
她放下手中两个装满吃的的袋子，拉住我的手。
“你的身体，”她问，“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我很激动，“你怎么回来了？”
“来看你啊。
担心死了。
”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
太晚了怕你睡了，没给你电话。
”
“怎么不早说？”
“我去纽约面试了，从纽约直接飞的。
出发前临时定的票，来不及打电话了。
”
我于是拉她进屋，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手术日期，问现在的身体状况，问大夫的话和透视的具体细节。
我几乎来不及问我的话。
同事们从来没有这样问这么多，这么细。
没有谁这么关心。
“其实只是小事，还让你跑回来。
”
她认真地说：“动这么大的手术，怎么能说是小事？”
“你面试怎么样？”
“不知道。
”她轻轻地说，“可能不太好。
不过无所谓啦。
我们这么多年都太顺了，什么都有，老天总会让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的。
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
”
“你还去东南亚吗？”
“不知道。
没想好。
”
“他还去找你吗？”
“我让他来这里，既然回国，我就让他也来，让爸妈见见。
改天你也见见吧。
”
我点点头，我们面对面坐着。
因为有太多话想说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坐在狭窄客厅硬邦邦的长凳上，手拉着手，让冬天的阳光穿透清晨的浓雾，落在我们手上。
我问她学校的情况，毕业的情况，作息饮食的情况，她问我辞职的事，休养的事，未来计划的事。
我们絮絮叨叨地相互鼓励，无主题、无重心地相互鼓励，就像散乱的阳光无焦点地散落在每一个角落，就像所有的担忧融化成甜蜜，就像这些年的分离不曾存在。
我们坐在阳光里，阳光一丝丝滑动，滑过永无止境的昨日与明天。
写于二〇一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