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快要说起欧阳昆仑的那段往事的时候稍事盘桓，转头述说着红莲同我之间倏忽燃烧起来的一切。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如此写的：“‘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只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
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真人真事。
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
但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
那是因为红莲乃至彭师母所得知的关于欧阳昆仑的一切都过于简略—她们从来没有像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史政编译局公务员那样认识过欧阳昆仑。
而身为“国防部”史编局里一个官卑职小的研究者，家父从未见过欧阳昆仑—或者应该这么说：家父一直怀疑他见过欧阳昆仑，但是苦无实证—显然，要弄清楚这疑惑成为一个占据他思索、情绪乃至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重大任务。
我甚至可以如此断言：恐怕正是为了弄清楚他是否同欧阳昆仑有过一面之缘，他才在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进入“国防部”任事的时候，自愿到史编局干一个介乎抄写手和工友之间的临时雇员。
又在尔后历经无数次公务人员任用及升等考试，从“禾头委”经“草头荐”而“竹头简”，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爬上他退休之前的“简任一级编审”的职务。
也正是这个近在咫尺、生养我三十多年的、大半生耗在故纸堆里率领古人上战场行军布阵的老人，让我发现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离家千万里以外才有可能挖掘到的动人故事—那些散落在人世间充满悲欢离合的秘密。
这个发现的起点，可以从孙小六在青年公园摆下“天遁阵”的那几天重新说下去—
我和孙小六在那个阵里待了几天，只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踩着一定的步伐，沿着一定的路线和方位进出一回—如果到了时辰交接的当口，就要约略作些改变。
我只知依着孙小六的吩咐切实做去，既不知道那样歪头踮脚地走路有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会出什么纰漏。
然而，我是一个对“故事”极其认真的人—虽然那时的我小说写得极做作、极庸俗，但是不可否认：我非常容易被任何人的任何言语所打动，只要那人肯给我一个故事。
孙小六在那几天里给了我几个可以用“说不完”称之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有个大牙爷爷—让我假设他就是汪勋如。
第二和第三、第四个故事里也都少不了那些踪迹飘忽、行事神秘的老头子，只不过他们的出现分别在孙小六七岁、十二岁和十七岁上—换言之，孙小六已经能稍知人事，甚至很懂点儿事了，是以后来这三个老头子便益发鬼祟，非但在孙小六面前不肯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他们甚至不愿意出示本来面目，脸上总罩着一层棉麻之类材质的面纱，或者是菜市场里地摊上常见的妖怪面具。
一九八二年的第四个老头子自始至终以一种新上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