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
比我寒伧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
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
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
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
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
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
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
你最远能逃到那里。
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
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
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
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
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
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
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
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
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xx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
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
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同时是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
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
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
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
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
”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
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点魂飞魄散。
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
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
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
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
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
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
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
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
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
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
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
我办公室里。
”
我说：“谢谢你。
”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地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