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
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
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
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
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
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
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
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
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
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
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滨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
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
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通警耍指挥棒。
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
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
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
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现了。
他上来抱住我。
他说：你这个坏丫头，石膏都锁不住！我急疯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吗？你父亲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你去哪里了？
现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行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妇。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时扫视一眼身后。
老爱尔兰人让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脏水，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彼得不像我，拿美国护照，玩儿火玩儿得起，他是难民，德、意、日联合之后，纳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们的恶毒意图。
彼得也往我身后看看，低声问我是否有人跟踪我。
我说这一会儿没有，不过我从医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图滚出上海，一定彻底惹恼了他们。
他说，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有人跟着我。
我说谁知道。
他看着我的脸。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我可能感觉自己非凡，做了占领军的敌人。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来。
我点了一份香肠和芥末，他只点了一杯咖啡。
他说他母亲一定准备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话她会失望。
他从来没提到过要邀请我见见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让他慌了一下神，然后说：我在攒钱，想租一个像样点的公寓，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点。
现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没体统，没体面，我父母绝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