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
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
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
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
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
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
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
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
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
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
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
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
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
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
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
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
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
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
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
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
天天抓抗日分子和******，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
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
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
总会有办法的。
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
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
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
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
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
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
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