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
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
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
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
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
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
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
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
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
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
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
我沉默。
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
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
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
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
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
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
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
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
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
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
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
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
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
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
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