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显得高大。
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
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
可他这是装的。
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
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
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
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
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
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
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
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
读财会专业。
出来好做事。
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
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
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
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
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
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
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
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
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
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可《资本论》对中国也不帮忙啊。
中国得从扫盲开始。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
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
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
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
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
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
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
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
那时我还在念高中。
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