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配到七师担任宣传队长，后来一步步成长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干部大队毕业典礼的那天，小镇热闹非凡。
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挂着用红布书写的“干部大队毕业典礼”横幅。
夏曦、关向应亲自到场，为学员们颁发毕业证书。
这些毕业生如同火种，被撒向各个部队，他们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宣讲革命道理，让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三、制度革新与力量重塑
枫香溪会议之后，红三军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革。
在部队制度建设上，重新恢复了连有指导员、团有政治委员、师有宣传队的传统。
七师作为试点单位，率先展开制度落实工作。
我担任七师师委书记，肩上的担子陡然加重。
白天，我要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夜晚，与各团政委商讨工作方案，常常忙到深夜。
杨秀山带领的宣传队成了七师的“文艺轻骑兵”。
他们自编自演话剧《穷人的出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地主剥削的本质；创作歌曲《跟着红军闹革命》，在田间地头传唱。
樊哲详带领的另一支宣传队，则擅长绘制宣传画，他们用石灰水在墙壁上画出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的场景，引得老乡们驻足观看。
这些制度的恢复，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的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提升。
四、迷雾中的决策与争议
关于枫香溪会议的具体内容，对我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
由于严格的参会制度，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分局委员能够进入会场。
会议期间，司令部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异常紧张。
卢冬生作为七师师长，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会议结果，他曾向我感慨：“真希望能进去为部队说说话。
”
后来听闻，会议讨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党组织活动等重要议题。
但夏曦在会上的态度引发诸多争议，他虽支持建立根据地，却仍坚持一些“左”倾观点。
会后，部队在执行决议时出现分歧，这也为后来南腰界会议埋下伏笔。
那段时间，文件的起草与传递成了大难题。
樊详学常常熬夜撰写文件，他的桌子上堆满了泛黄的纸张，煤油灯的黑烟把墙壁都熏黑了。
谭友林负责印刷，他用简陋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制文件，手指被油墨染得漆黑。
这些珍贵的文件，承载着部队的决策与希望，通过交通员秘密传递到各个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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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黔东大地上的红色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