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土地，他们可以委托他人耕种或出租，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为了确保分配土地时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纠纷和混乱，《条例》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
1.分配范围以一乡为单位，地主的土地在哪个乡，就归哪个乡的人分配。
贫农中农的土地，不论其位于哪个乡，都不能被没收或强行交换，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地域界限，避免了跨区域的矛盾和纠纷。
2.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的同时，必须彻底消灭口头和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中与这些财产和土地相关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
严禁农民部分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债务，不准秘密还租。
对于贫农中农之间以土地抵当的情况，若抵当给贫农中农，原主可无条件收回土地；若无法收回，当主可另分土地，或原主另分土地，具体由乡代表会议进行处理，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契约和债务关系。
3.如果贫农中农故意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将受到处罚，不分给他们土地，维护了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4.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庄稼（且属于贫农中农）的土地，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土地的人出价赔补，保护了原耕种者的劳动成果。
5.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为地主保留土地，为富农保留好土地，或者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进行处罚，防止革命队伍内部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
6.为了严防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反攻倒算，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土地的收获品，或者向贫农中农索租债，苏维埃将以最严厉的法律进行制裁，保障了土地革命成果不被破坏。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共计二十五条，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依靠贫雇农，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
尽管由于当时的环境局限，并没有正式划分出地主、富农、雇农、贫农、中农等明确的阶级成分，但按照《条例》对土地占有情况的规定，各阶级的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大体分明。
印江的土地革命，是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纷纷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
各级区、乡政权作为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发挥着组织、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游击队、自卫队则作为武力后盾，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抵御了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盘踞在各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如同沉重的顽石，长期压迫在印江农民的头上。
为了让农民群众摆脱压迫，挺直腰杆，红三军对土豪劣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农民群众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理，勇敢地起来反抗。
曾经不可一世的豪绅官吏，在革命的浪潮中威风扫地。
有的匆忙跑进县城“避难”，有的逃到外地“躲灾”，还有的低声下气，哀求宽大处理。
1934年6月9日（古历4月28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刀坝，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伪区长李天治，并将其带到来安营处决，打响了打击反动势力的第一枪。
同一天，红三军还派兵前往毛坝，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然陈文澜逃匿未获，但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力。
8月10日（古历7月初1），红三军再次来到刀坝一带，成功捕获伪区长严循德，并在来安营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审大会，吸引了2000多人参加。
贺龙同志站在一张高桌子上，发表了简洁有力的讲话。
讲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高嗓音，大声问道：“大家说，严循德该杀不该杀？”话音刚落，现场人声鼎沸，群众齐声高呼“该杀”。
贺龙军长跨前一步，大手有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严循德罪大恶极，非杀不可！”几名红军战士立即将严循德推赴刑场，执行斩决。
来安营土豪陈献廷，家中拥有谷田数百挑，平日里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红三军一到，他便与其子陈锡山藏入岩洞，妄图逃避惩罚。
红三军和游击队巧用稻草、辣椒烟熏洞穴，不到两个小时，陈氏父子便被成功擒获。
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陈氏父子在猫猫湾被处决。
古历8月，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池坝恶霸地主万永思、万太广父子。
沙子坡伪镇长郭裕清，勾结官匪，为非作歹；袍哥大爷张云昌，鱼肉乡里，民愤极大，均被黔东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处以极刑。
沙子坡土豪尹恒昌，因对抗土地革命，企图越狱逃跑，最终被枪毙于高梁坡。
凉水伪乡长陈锡芝，瞿家坡保董瞿树堂，安家坝土豪安为川，天堂土豪黎昌岩、徐三，也先后被红军镇压。
沿河县白石溪土豪张中应，其父是伪区长，土地革命兴起后，他外出逃匿，最终被印江红花园自卫队员何代扬、吴德夫捉住，送交特区政府严厉惩处。
那些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其中的顽劣分子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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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被没收土地、财物的土豪劣绅数量更多。
据沙子坡、毛寨、刀坝、来安营、六井溪、木黄、张家坝等地的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和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