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裕志沉默不语。
我也决非喜欢坐飞机，可一旦切身感知他人由衷的伤痛，就能觉得自身的伤痛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尽管如此，裕志表现得很成熟。
他可能是想，事情既然已经决定，就算再怎么不情愿也不能埋怨。
他没有冲我乱发脾气，只管窝在家里抱紧自己，任凭时光流逝，我因此感到佩服，也对他心生同情。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不高兴的时候喋喋不休发牢骚，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能够发牢骚的环境里。
好容易抵达后一看，布里斯班机场新建不久，十分漂亮，早晨的阳光豪爽地倾洒在草木葱茏的广袤大地上。
我们在大厅等候母亲。
裕志的脸色也一点点地有了好转。
过去，我对裕志讲过许多我单独来布里斯班玩的时候的趣事。
我想，也许那些事成了种子长久以来沉睡在裕志体内，所以这次才毫不费力就定下了目的地。
当时，尽管连自己也担心会不会说得太多了点，但终究兴奋之下滔滔不绝全说了。
这时候，我庆幸当时讲过。
关于生母，见过面之后我也常对裕志提起。
继母装作很想询问有关生母和我见面时的情景的样子，可实际上却显得有些不大想听，我也就不好对她细说。
因此，除了或开心或有趣的事以外，那些触动心弦的经历，我都是和裕志说。
生母的丈夫经营一家自然化妆品公司，她的工作便是为他们的产品设计包装或者绘制广告画。
公司打算将来在日本也开专卖店，所以两人有时也相伴来日本。
母亲从一开始便在我生日或其他什么纪念日里，坚持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所以，我从来不知道，离家而去的人一般不会那样坦诚地同自己的女儿进行交流，直到我看到别人家的情况。
父亲和继母都完全不见丝毫介意的样子。
母亲的信总是充满感情，有时讲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有时则写来商量事情，让人感觉她简直不像是一个成人，有趣极了。
有件事发生在我高中时见到她的某个晚上。
那天接近圣诞节，来日本的母亲给我买了一条昂贵的项链，她那从钱包里拿钱时的手势和我实在太过相似，以致我看得出了神。
人们总说遗传如何如何，不料浅显易懂到如此直观的程度。
我切实地感受到，这个人的细胞就活在我身体里，此刻它们为了寻求同一运动方式而显现在外。
见母亲给穿水兵服的我买如此贵重的东西，店员也说，多好的妈妈呀。
小姐，你和妈妈长得一个样呢。
我们吃吃笑了。
由于隔几年至少见上一面，所以那时我也并不紧张。
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过不多久就要结婚了。
你怀孕了？母亲问。
接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