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样：若你下不出吸引眼球的蛋，你就甚至表现不出“蛋”应有的价值；而只要你能下出吸引眼球的蛋，你和你的蛋都将大放异彩。
这就是现实，因为下蛋不再为了食用，不再为了孵化后代，而是为了吸引眼球，于是孔子成了“丧家犬”，李白成了“古惑仔”，而诸葛亮居然成了“最虚伪的男人”,司马相如则成了“骗财骗色男”……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惊”到让人“去说”，让人使劲“去说”，才是“下自己的蛋”的时髦境界。
于是，“下自己的蛋”，故意“让别人去说”就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倾向，尤其是对于学者而言，因为学者往往意味着社会的良知所在！
因为这样的“下蛋”说，我会时常警省自己：要踏踏实实地“走路”，不要匆匆忙忙地“下蛋”。
所以在讲梁祝故事的时候，有人劝我可以把梁山伯说成是同性恋；在讲牛郎织女故事的时候，有人劝我可以把牛郎说成是地痞无赖耍流氓……凡此种种，只要能让人议论，能吸引眼球，一切皆可为，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我婉拒了，心里在笑，好荒唐的逻辑！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是不是一切便没了原则？说孔子是“丧家犬”的人可曾想过孔子的那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以“不知”而冒充“知之”固然可笑，以明明“知之”却有意说出意图哗众的“不知”之言则尤为可恨。
若“古惑仔”、“丧家犬”、“最虚伪的男人”之说确有详实的考证、充分的剖析则罢，若不然，岂不就是为了“让别人去说”而下出来的“蛋”吗？
这也让我解了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么记录历史的那些先贤毫无疑问都应该是些智者，可历史为什么还会如迷雾般那么不清不楚呢？原来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谣言盛于智者”，而这些智者的初衷，要么是为当权者讳，要么就是为了下些让人们“去说”的“蛋”，而故意搅浑了那潭叫做“历史”的清水。
那么，提倡“诗成泣鬼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杜老爷子错了吗？
当然没有！
相比较普通的蛋而言，草鸡蛋、双黄蛋又特别值钱。
古城高邮不就是因为盛产双黄蛋而在蛋的世界里名甲天下吗？
所以学者研究贵在创新，不仅贵在观点新，而且贵在论据新、思路新、视野新。
若没了后者，不过只是“闭门造蛋”，终难免“故为惊世之语”之嫌！
当然，话说回来，写这篇序也难免有“借他人之蛋来下自己的蛋”的嫌疑，包含这本书的内容，也是自己在电视讲学时的讲本，其中也难免有些自以为是的怪诞之“蛋”，但对于这些“蛋”，对于喜欢这些内容的观众朋友、读者朋友，我会努力恪守一个学者的“下蛋”原则，以便无愧于一个教书匠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使命！
事实上，我是那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喜欢站在讲台上的那种感觉。
每次上课，我甚至有种想把足印“印”在讲台上的冲动，不论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还是站在电视媒体的讲台上。
因此，我还是喜欢把自己的心得比作自己走出的“路”，而非自己下出的“蛋”，因为那样更易给我脚踏实地的感觉，也就是“踏实”的感觉。
所以，虽然“路漫漫其修远”，还是让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代为序！
郦波
于阳光洒满秦淮河上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