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曾述及“优美”与“壮美”之区别云：
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
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经由此种观念，再来看他所揭示的“有我”、“无我”之说，我们就会了解他所说的“有我之境”，原来乃是指当吾人存有“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有某种对立之利害关系时之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是指当吾人已泯灭了自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并无利害关系相对立时的境界。
我们可以试取他所举的例证来作为这种解说的参考。
他所称为“有我之境”的词句，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便都可视为“我”与“外物”相对立，外界之景物对“我”有某种利害关系之境界。
至于他所称为“无我之境”的词句，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都可视为“我”与“外物”并非对立，外界之景物对“我”并无利害关系时之境界。
在“有我之境”中，“我”既与“物”相对立，所以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在“无我之境”中，则“我”与“物”已无利害相对之关系，而与物达到一种泯然合一的状态，所以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不过无论是“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当其写之于作品中时，则又都必然已经过诗人写作时之冷静的观照。
“无我之境”既原无“我”与“物”利害关系之对立，自开始就可以取静观的态度。
所以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
”至于“有我之境”，则在开始时原曾有一段“我”与“物”相对立的冲突，只有在写作时才使这种冲突得到诗人冷静的观照，所以说：“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
”又因在“有我之境”中，既有“物”“我”利害之冲突，所以其美感乃多属于“宏壮”一类；而在“无我之境”中，既根本没有“物”“我”对立之冲突，所以其美感乃多属于“优美”一类。
由此可知，静安先生所提出的“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实在是根据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中由美感之判断上所形成的两种根本的区分。
如果以上述的区分来与前面所提到的朱光潜的“同物”与“超物”之说，以及一般人所说的“主观”与“客观”之区别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朱光潜的“同物”与“超物”之别，实源于立普斯（Lipps）美学中的“移情作用”之说，这乃是就欣赏时知觉情感之外射作用而言者[24]。
至于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之别，则当是就创作时所采取的态度而言者。
这些说法与《人间词话》中“有我”、“无我”之出于康德、叔本华之美学中，就“物”“我”关系所形成的美感之根本性质而作区别的说法，实在有许多不同之处。
举例而言，如朱光潜所提出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两句，就立普斯美学之欣赏经验而言，乃是由于作者之感情移入于外物，将外物亦视为有情而予以生命化所得的结果，可称为“同物”之境界。
可是就《人间词话》之源于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而言，则此两句中并没有“我”之意志与“物”相对立的冲突。
因此此种境界便绝不能将之归属于有“宏壮”之感的“有我”之境界。
反之，则《人间词话》所举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其中虽无移情作用所产生的将外物视为有情而予以生命化之现象，然而其所写的“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却似乎无一不对“我”有所威胁，明显地表现了“我”与“物”间之对立与冲突。
此种境界虽非“同物”却绝然乃是“有我”。
然则“同物”与“超物”之不同于“有我”与“无我”，岂非显然可见？再如《人间词话》中所举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其所谓“采菊”，岂非明明是“我”“采”；其所谓“见山”，岂非明明也是“我”“见”？是则就其写作时所取之态度言之，则此两句诗实在乃是“主观”的。
然而如就其所表现之境界之全无“物”“我”对立之冲突而言，则此两句诗就康德、叔本华之美学而言，其性质却原属具有优美之感的“无我”之境界。
又如静安先生所举为客观之代表作的《红楼梦》一书，就其叙写所取之态度言之，虽可谓之为客观之作，然而若就其表现的主题，宝玉之意志与外在环境之冲突一点而言，则此书之大部分实在仍当属于“有我”之境界。
由于如此，静安先生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便曾明白提出说：“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
”[25]然则“主观”与“客观”之绝不同于“有我”与“无我”，岂不也是显然可见？
当我们能够清楚地辨明了“有我”、“无我”之义界，及其与“同物”、“超物”和“主观”、“客观”的区别后，我们就可进一步讨论与此有关的其他两项问题。
其一是《人间词话》所说的“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
此在豪杰之士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