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股英雄气概。
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
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
”他说。
“你也保重。
”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
“最好别‘很快’。
”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目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
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Rx房上，一定蛮不错。
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
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
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
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
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
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
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
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
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止是我们。
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
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
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
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
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
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
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
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
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
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
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
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
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
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
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
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
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
这是写字台。
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
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