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卡车。
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
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
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
“可能。
”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
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
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
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
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
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
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
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
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
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
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
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
”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
”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
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
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
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
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
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
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
“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
”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
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
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
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
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
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
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