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姓名。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
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
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
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
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
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
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
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
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
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
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
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
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
她点点头。
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
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
我母亲却看见了。
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
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
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
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
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
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