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
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
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
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
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
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
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
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
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
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
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
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
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
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
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
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
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
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
你知道上海的夏天。
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
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
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
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
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
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
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
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
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
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
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
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