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
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
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
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
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
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
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
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
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
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
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
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
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
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
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
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
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
我说。
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
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
我看着父亲。
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
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
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