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的夫人，江大伟采取了以柔克刚的做法，用了大量时间深入洪府，陪夫人聊天解闷做家务。
其时，在洪大光家里，江大伟买米买菜搬东运西伸手就来，拖地洗碗抹桌子也是见眼生勤，就连夫人来了例假换下来的内裤也帮着收拾。
而且，江大伟摸准了洪夫人的喜好，每逢红白喜事总要热情帮助操办，张罗阳城官场中人前来捧场，光是一家三口的生日每年就要过上好多次。
最为离奇的是，某年洪夫人生日，江大伟先后帮助操办四次，阳历过了再过阴历，就连闰月也没放过，最后还添了一个所谓的“跨日寿”，说是其出生时正逢子夜。
如是，他便获得了洪夫人的赏识。
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直接把江大伟从办公室副主任提为副秘书长。
丁松主政市府时代，虽然与洪大光关系形同水火，却并不因此排斥江大伟。
相反，时间不长，江大伟就成了他的红人。
个中缘由，据说是缘于丁松上任后的那次中央党校培训。
丁松接任阳城市长后，参加了一期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时间三个月。
这种封闭式培训，纪律要求严明，生活相对清淡，对丁松这种官员来说，本来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
可是，江大伟却从中发现了玄机。
他主动跟到北京，悄悄落足阳城驻京办，做起了丁松的专职陪读。
期间，他一方面发动在京城的所有关系，包括阳城籍官员、商人之类，每天都安排了丰富的宴请与娱乐生活。
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安排阳城方面县（市）、区、部、委、办、局的要员，分批来北京慰问，除了顺便带些烟、酒、茶之类货物，有的官员还把丁松喜欢的女人也一并捎上。
如此，丁松的京城党校生活便显得繁忙且多彩。
在他任上，江大伟再次官升一级，成为市府大总管。
洪大光、丁松们也知道江大伟的为人，对机关里的非议多有耳闻，可最后还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悖论，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江大伟现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干部，正是因为在群众中比较孤立，自己有相当重的危机感，所以也就不敢有个性，不敢张扬，只能忠心耿耿紧跟领导，除此，别无他途。
这样的人，领导既不用提防他耍什么花招、搞什么阴谋阳谋，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权威，容易让领导放心。
反之，如果身边工作人员能力太强、水平太高、群众基础太好，在下边一呼百应，这样的干部容易起哄闹事，也易于滋生野心与反骨，领导往往不容易驾驭，你说能让人放心吗？”冯开岭曾经隐晦评点过“江大伟现象”。
对于秘书的命运结局，黄一平曾经听到过很多说法。
有人说，跟随不同的领导，便有不同的命运；也有人说，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结局；还有人说，不同能力水平的秘书，会有不同的下场；更有人说，性格即命运，就是说的秘书。
从江大伟身上，黄一平倒是非常倾向于最后这种说法。
12
“好的。
有你江秘书长亲自掌舵、把关，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圆满。
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疑问我会及时请示汇报。
”
对于江大伟的阳奉阴违、推诿耍滑，黄一平心里虽然不满，嘴上却不好说什么，甚至连表情也不便流露出来。
平心而论，自从十一年前调来市府办，江大伟就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即使算不上多么关照，却也没有坏过他的事。
去年那次风波，周围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江大伟则基本处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
眼下，虽然自己是廖市长秘书，可江大伟依然管着他，属于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
因此，黄一平在处理与江大伟的关系上，还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黄一平也知道，江大伟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存在的难处。
说到底，江大伟之所以把皮球踢给他，其实是对廖志国的“鲲鹏馆”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气。
其实，黄一平又何尝没有这种顾虑呢？江大伟踢出的这只皮球，委实也不太好接哩。
黄一平明白，廖志国此时推出的这个项目，困难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说当下阳城官场现状。
八个月前，正值N省地级市政府换届前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国与冯开岭分别由阳江、阳城两地对调，并于不久之后各自顺利当选市长。
期间，阳城原任市长丁松改任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张大龙任人大常务副主任。
稍后，省里也召开两会，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本来十拿九稳笃定当选。
不料，会议期间，忽然出现很多举报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团住处悄悄散发。
选举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滨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因为追讨工资在会场前静坐，结果洪大光以区区二十票之差，输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来阳城考察的副省长。
如此一来，洪大光只好回阳城继续做他的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
表面看，省市换届尘埃落定，各种政治势力已经各就各位，可实际上，根本矛盾并没有平息，对立的源头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只是暂时处于休整、蛰伏状态。
就洪大光一方来说，在阳城官场苦心经营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边地区资历相当的市委书记大多都已上升，这次进省府班子本来已是煮熟的鸭子，谁知还是被人搅了。
至于谁是幕后黑手，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出来，必定是丁松联络了省里一帮老干部所为。
在丁松这一边，虽说通过种种努力，暂时阻止了洪大光前进的步伐，可并没能一击置其于死地。
省里一位领导曾经劝他，说：“大家一起共事几年不容易，有点矛盾也属正常，当饶人处且饶人，事实证明洪大光并无多大问题，最多过个一年半载，迟早还会安排到省里工作嘛。
”丁松听了，心里自然不会服气。
这两股势力的暗中较劲，就像一只巨大的火药桶，不知何时就会爆发，再次把阳城搅得天翻地覆，岂容你一个新来的市长从容做事！
再说阳城的特殊市情与财政状况。
阳城与阳江虽然都是地级城市，人口、地域状况大体相当，可是区位情况却区别很大。
阳江地处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几个大城市的直接辐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属于N省的发达板块。
而阳城则偏居江北一隅，因为地理位置的局限，几乎成为一个交通与商贸的死角，幸而开放以来建了长江大桥、铁路、港口等等，才开始加速追赶。
然而，毕竟思想观念、社会基础、经济指标诸方面差距明显，在阳江可行的事情，在阳城则未必。
试想，区区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区人口不足五十万，却要建“鲲鹏馆”这样一座超大体量的场馆，不说建成之后是否能派上用场、收回成本，单就建设费用恐怕也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凭借阳城目前的财力状况，何以承担得起啊！何况，所谓政绩、面子工程，向来为阳城政坛大忌，尤其是省里一帮老人，更是与阳城这边遥相呼应，时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帮官员身上。
前几年，洪大光与丁松主政市府，几次提出要建造万人体育馆、超高摩天楼，无一例外遭到扼杀。
还有，廖志国目前在阳城的实际地位也不容乐观。
说起来，作为一座六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又兼着市委副书记，在阳城这方土地上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不说为所欲为，至少也应该少有顾忌。
其实并不然。
熟悉官场结构者皆知，像阳城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协，很多事情的拍板决定权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
加之，阳城官场向来就有排外的习惯，尤其是近些年，鲜有党政领导在省里得到提拔重用，虽然主要是因为内部争斗导致两败俱伤，可很少有人主动从自身找原因，而是结怨于上边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发泄到外来干部身上。
古语云，强龙难压地头蛇。
廖志国作为一位外来官员，任职阳城不过七八个月，担任市长时间更短，尚处于阳城官场中人眼里的见习期，是个倍受挑剔目光审视的新媳妇，按照常规远未达到可以动手大干的时候。
阳城官场本就复杂，外来官员更是受到特殊关注，前边说到的那两句顺口溜，说是一则民谣，却也是对阳城官场的一个生动总结。
廖志国以其立足未稳之态，马上就要搞这样一个偌大项目，风险系数颇高。
当然，黄一平也清楚，廖志国性格外向，个性偏强，是个气盛之人。
面对阳城如此复杂的环境，他绝不可能等闲视之、无所作为，更不会像民谣所言被动等待别人把自己撵出阳城。
新任市长，情况不熟，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命，基本听从于阳城市委市府老班子。
廖志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部门主管不太顺手，曾试图作个别调整，却在常委会上以刚刚换届的名义遭到否决。
一时间，好多重大事项因为牵涉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他都鲜有表态发言权，更加别说决策主导权。
眼下，这个“鲲鹏馆”工程，其实带有试水性质，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为杠杆和支点，来撬动阳城官场这块庞然大物。
直白些说，廖志国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赌的性质，而且一旦真正启动了，不论困难与阻力多大，都不会有多少退路。
廖志国没有退路，黄一平自然也没有退路。
这时，他不由想起廖志国的那个“肌体论”与“境界论”。
现在，他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廖市长所说的耳目、喉舌、手脚。
他只能冲锋陷阵，别无选择。
话说回来，即便江大伟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鹏馆”这样重要的事项，从廖市长的本意出发，也希望他这个贴身秘书勇于担当，冲在前边，而不能假手于那个滑头滑脑的江大伟。
按说，廖志国与江大伟本来就没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备信任的基础，凭后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难办成什么大事。
可黄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长刚上任，就将他从党校调到身边，提了职务不说，还解决了老婆的调动问题。
当此关键时刻，江大伟可以耍滑头，他却不能辜负了廖市长的信任与期望。
而他，也正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报答廖市长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后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黄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现起换届选举前夕，冯开岭让他帮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选票、写文章、搞小动作等等。
往事历历，不必细思便尽现眼前，点点滴滴痛犹在心。
可是又一想，眼下这件事毕竟不同。
冯氏那些勾当大多在暗中进行，摆不上台面，见不了阳光，而眼前之事却是光明正大的政务，完全可以摆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
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产生了一种义无返顾的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