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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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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还有几天就是重阳节,冯开岭突然决定,要到省里跑一跑,看望几个老领导。

     在这之前,国庆节和中秋节刚刚过去,冯市长已经到省里跑过两趟,但只是看望了一些现职领导。

    对退下来的老同志,按惯例只有临近春节时才拜访。

     丁市长秘书小吉传递过来的信息,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还可能是对手施放的烟幕或离间之计。

    可不管怎样,根据年处长传来的确切消息,省里马上就要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接着考察组就会进驻阳城,元旦之前肯定会最终决定市长人选,交由春节之后的人代会投票选举。

    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也都属正常。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如果真的让张大龙、秦众他们结成某种同盟,事情就糟了。

     “张大龙在阳城的势力不可轻视,特别是有洪书记这个靠山,是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

    秦众在省里有什么背景也难下结论。

    两股势力一旦搅和到一起,又是背对背的冷枪暗箭,绝对难以防范、不好对付。

    当务之急,是设法破解张、秦联盟,尤其要集中力量对付威胁最大的张大龙,削弱并稳住秦众。

    ”冯开岭打算先从省里的几个阳城籍老干部那儿下手,以迂回战术对张大龙分而化之。

     “还是你代我出面。

    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

    ”冯开岭对黄一平说。

     “好的,那些老领导家大多数我都熟悉,以前跟您后边跑过,门牌、电话号码当时也都记下了。

    ”黄一平知道,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

    所谓跑跑,不光是送点礼物,关键还要把话递到,并且该说的必须说到位,起到效果,否则跑了等于白跑,浪费精力和时间不说,也耽误了冯市长的大事。

     冯市长当场开列了一串名单,都是阳城籍在省城退下来的老领导,从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到各个部、委、办、厅、局的正副职,累计大约有十来个。

     “这些领导都要跑?”黄一平问。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两位老同志是重点!”冯市长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两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杠。

     黄一平一看,一位是省国土厅退下来的印厅长,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毛处长。

     对于这两位老领导,黄一平很熟悉。

    跟冯市长做秘书几年,他每年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其中春节之前肯定要专门看望一下这些阳城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冯市长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

    如果冯市长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黄一平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冯市长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冯市长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毛处长和印厅长吗?”冯市长问。

     “印老厅长的情况倒是有些知道,毛老处长这里却不清楚。

    ”黄一平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

    ”冯市长呵呵一笑。

     黄一平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市委洪书记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冯市长介绍道。

     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

    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阳城。

    解放后,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

    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

    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阳城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

    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毛处长来阳城郊区,最喜欢住宿洪书记家,因为洪书记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母亲是妇女队长,家庭出身好,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

    一来二去,毛处长就与洪书记父母结下深厚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阳城郊区,还是在洪书记老家那个生产大队。

    为避免连累洪家,他自己出资建了房子单独居住。

    对于落难了的毛处长,当地农民仍然一如既往亲切友好,洪书记一家更是热情关照,衣食住行、烧洗买汰全部帮助料理到位。

    其时,洪书记兄妹几个正在读书,学校里开门办学、教育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闹得不亦乐乎。

    毛处长依仗在洪家说一不二的威信,要求洪家几个子女不要随波逐流荒废了学业,有空时他还亲自帮助补课辅导。

    这期间,毛处长又与洪家子女结成忘年之交。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

    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

    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

    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

    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十分重要。

    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

    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

    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

    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

    ”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

    ”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

    ”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

    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

    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

    ”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

    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

    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

    ”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

    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56 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

    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

    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诫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

    ”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

    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在N大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

    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鸠占鹊窠。

    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

    后来分配回到阳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阳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流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

    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

    ”冯市长说这话时,黄一平刚跟冯市长不久,那时恰好临近元旦、春节。

    乍闻此言,黄一平相当吃惊。

    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冯市长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黄一平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黄一平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黄一平代他出面。

     跟在冯市长后边这么多年,黄一平几乎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礼,甚至反过来还收了市长不少礼物。

    记得刚做冯市长秘书时,汪若虹提醒丈夫,恐怕要给冯市长送点礼,却遭到黄一平的坚决反对:“我是和他一起工作,又不是求他恩赐,送什么礼?” “礼是肯定要送的,现在不要说当官的,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哪个不收礼?”汪若虹毕竟在医院工作,看多了医生收红包,自己也跟着尝点小甜头。

    对送与不送的效果反差,她有切身感受。

     “估计送也是白送。

    ”黄一平觉得,冯市长肯定不会收他的礼,说不上具体理由,只是有此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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