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
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直到目前为止，冯开岭与邝明达都没有发生过直接的隶属关系。
刚从省里回来时，分管农、林、牧、副、渔等农口一块，与邝明达的企业基本不挨边儿；后来做了常务，又是分管交通、城建、国土、规划、房管，还是和明达集团八杆子打不着。
表面上看，邝明达财大气粗今非昔比，眼睛里除了市委书记、市长两个大佬外，一般的班子成员很少放在眼里。
然而，令黄一平始终感觉奇怪的是，偏偏邝明达还就买冯开岭的账，而且不像对待洪书记、丁市长那样摆在脸上应付场面，而是确实从内心里佩服甚至崇敬。
当今阳城官场，谁人见了邝明达这样的财主不是满脸堆笑、一嘴好话？即使洪书记、丁市长对他也是恩威并施连哄带骗，而冯开岭却时常对他板着一副面孔，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上从企业管理不严、下至个人生活不太检点等等方面的瑕疵。
对此，邝明达从来也都不以为忤，相反却表现出心悦诚服。
不过，冯市长私下里也和黄一平多次谈论过邝明达，说：“像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出身的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非常之难得，非常之可贵。
”还说：“可千万不能小看邝明达这样的人，他既然能把一个企业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其能力与水平绝不在任何一位局长、县长之下，甚至你就是交给他一座城市，也一样能管理得非常出色。
”说实话，冯开岭如此高地评价一个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还不多见。
当然，话也说回来，邝明达虽然为人做事难免张狂一些，但在和冯开岭的私人相处上，总体还算低调，对黄一平这些小兄弟也不错。
平时，邝明达和冯开岭的交往，基本保持着朋友这样一种基调，而较少表面的应景，也从不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冯市长吩咐的事情，不论以何种方式出面，一律百分百执行，没有丝毫怨言与折扣。
包括黄一平有事相求，也是给足了面子。
前两年，黄一平姐夫王大海从棉麻公司财务科长的位置上下了岗，姐姐在电器商城帮人家卖东西收入也有限，房子要更换，孩子要上学，家庭经济一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
黄一平把情况和冯市长说了，冯市长直接吩咐邝明达办理。
黄一平原本以为，邝明达即使勉强接受了也只会安排个一般性岗位，每月支付千儿八百的了事。
没想到，邝明达不仅马上接受了王大海，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
这一来，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
想到这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就好像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
于是，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快了，我会马上催促！
4
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关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两种轻重、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黄一平一惊，心想糟了，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
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基本上是市长、常务副市长专用。
因此，电梯往东这半层，主要是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
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可走起路来却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
他喜欢穿垫了增高底的皮鞋，脚步着地便显得声音厚重，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打击乐队里的架子鼓。
而小吉自从跟了丁市长，就只穿平跟软底鞋，原本瘦高挺拔的身材慢慢佝偻下来，走起路来更是一溜无声小碎步，总给人慌不择路的感觉，听着就像西洋乐队里似有若无的沙锤。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
这时，黄一平就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努努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像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
“哦，是这样。
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
”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
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
首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
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刨根问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可是丁松就不同。
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
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
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力知道。
这就让黄一平大大地为难了。
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
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
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
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
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么办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可憎。
不要说冯市长曾经有过多次交代，就是不交代，黄一平也绝对不会轻易说出“年处长”这几个字。
年处长与冯市长的关系，是“党国”最高机密，打死也不能说！黄一平曾经无数次这样告诫自己，此时此刻，这种信念更加坚如磐石。
他甚至觉得，刚才面对丁松市长的盘问，他无异于经历了一次电击、火烙、辣椒水、老虎凳。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
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
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
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像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
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
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城府深，不宜深交。
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都没他大。
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
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
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
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
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在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的了解与理解？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
冯开岭却不是这样。
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
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
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
对于自己与年处长的关系，冯开岭从来不对外张扬，甚至每遇年处长前来阳城公干，他往往还会有意回避，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熟悉。
据说有一次，阳城组织部长还郑重其事帮他们作了相互介绍。
这一点，对做了将近二十年组织工作的年处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使他对冯开岭格外欣赏与看重。
像年处长这类组织部官员，不论你和他关系多么亲密，最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不想让人当做一个招牌满世界宣扬，最好在大众面前实左而形右、心是而口非，至于私下里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机关里就有人戏言，最怕同这类组织部官员同车旅游、同桌打牌、同席喝酒，你讲的笑话哪怕掀翻了一车人，他那张政治脸依然板得像块砖；二十四张牌里，他哪怕抓的全是同花顺、通天炸，你也休想从他眼神里觉察出半点端倪；你说了一晚上的劝酒话，喷出的吐沫都能醉倒一头猪，他的杯子依然一滴也没少。
当然，黄一平现在知道了，冯市长与年处长的相处，既不为结伴旅游，也不图同桌打牌，更非喝什么破酒。
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更加高远、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
说到底，冯开岭与年处长都是那种心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