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云冈石窟中藏有佛典，何不找到大同地面上的白莲教教亲帮忙搜寻？如有所获，给添加些教中平日熬炼打点的江湖奇术，即可兜而售之，借流传“武藏十要”之名，大事收聚些愚夫愚妇的钱财？
于是直鲁豫地面上的白莲教首脑下了通令，要山西方面的教亲帮衬此事，言明事成之后所得利益可由山西和直鲁豫两面“二一添作五”，各取其中。
山西教亲至此得以和直鲁豫方面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自然卯足全力，要往云冈石窟搜刮密宝—但是他们没弄明白一个关节：这是白莲教教内的一项秘密任务，岂容他人与闻？大同当地教亲非但未能保密，还因为贪图行动方便而雇用了当地丐帮弟子充任运，准备尽速将这批没人见过的秘宝东运至泰安，交由当地主事的山东白莲教执事，再转运到徐州宿迁，好趁佛诞日作成一笔旷古绝今的大交易。
此外，山西教亲在与丐帮弟子做成转包生意的同时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那就是白莲教和丐帮原本各有不同的切口，双方各言其事、各行其道，本无任何差池。
但是一旦交际起来，却造成了绝大的误会。
一向在白莲教中称珍稀宝贵之物皆呼“佛头”，称拳招为“小缘法”，称金钟罩为“大缘种”，至于数字则与寻常百姓的讲法一般无二。
可是丐帮既不礼佛，哪里知道“佛头”的用意？然而群丐在数字方面却别有一套切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切口是“无微细小加中多发大圆”。
山西教亲在和丐帮人谈雇佣生意之时，不意问说起“佛头”、小缘法”、“大缘种”，那是顺口提及秘宝可练成拳招和金钟罩之类的功法。
丐帮中人却误以为对方说的是真正的佛头，只是搞不清楚白莲教方面所要的数量究竟是“四十八”（“小圆发”）还是九十六（“大圆中”）。
此外，当丐帮弟子提出分红比例时问的是：“事成之后，本帮究竟是微里得无、细里得无、还是小里得无？”意思自然是说：“本帮究竟是二里得一、三里得一，还是四里得一？”白莲教亲虽然听不懂丐帮自家的切口，却勉知其意，便随口答道：“事成之后，本地教亲和直鲁豫教亲怎么拆账、便与贵帮怎么拆账。
总之不外是二一添作五。
”于是，丐帮弟子也误会成他们可以得着一半的好处。
嗣后群丐再自行商量，总觉得白莲教方面所提的数字并不肯切，索性径自定了个“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主张，朝“大圆中”这个数目上全力以赴。
结果，由丐帮大同本堂堂主邢某亲率手下精干弟子，于半月之内，将云冈石窟各洞中的佛头一共斫下九十六颗，其中大的径可盈丈，小的也如西瓜，多数赛似芭斗。
到九月间国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干事常惠前往调查，发现石鼓、寒泉、灵岩各洞，以及无名称但有编号的第四、第十六和第十八洞损失最巨，每洞少则失落六颗、多则失落二十二颗，总数正是“大圆中”九十六。
至于哪些佛头该砍？哪些佛头该留？常惠既不知其所以然，只得清点上报了事。
其内情唯独那姓邢的堂主明白—可是姓邢的在五月上旬经县府拘提下狱，没过几天，就给放了。
县府公布的释放理由是“查无实据”。
原来徐州宿迁极乐庵的小刀会在三月里一场暴动，四下传闻不断，除了认定国府强拆东岳庙，改建演讲厅是“老头子”下令要整肃洪门老巢之外，到五月间又有白莲教亲扬言教主要亲临宿迁，发放“武藏十要”、助人练成绝世神功。
此事当然难为当局所容，足以借辞弹压地方暴动，其实是要阻挠白莲教主的义举。
这番流言不消说是白莲教自己放出来的—可想而知的原因是那教主根本拿不出什么“武藏十要”来。
这样阴谋立论，无非是借故拖遁而已。
但是流言既起，便无从追本溯源、盘故查实，反而让那“武藏十要”益显神奇奥妙了。
加之以丐帮弟子不甘落居人后，自要表示本帮曾“参赞盛事”，从而也争着出面宣称：“武藏十要”确有其物，原为山西大同丐帮所持所有，只不过为白莲教徒众劫得，而后下落不明了。
丐帮这一方面的说法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略近真实，那就是，在山东泰安泮河之上、通西桥下的桥孔之中的确有那么一十二颗佛头堆置着，然而白莲教并未真正“劫得”这批样本，只那负责验收的教亲和先遣送货的叫花子吵闹扭打之后，双双跌入泮河，一齐溺死了。
从此非但这十二颗佛头沉埋湮没，另外八十四颗也没了着落。
然而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中有一名小小的科员却不肯死心。
此人祖上也是世代相传的练家，一门扑刀赶棒的武艺可以上溯自江南八侠排名第六的吕元。
其谱系如何，后文中另有交代。
而这科员也不是别人，正是《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作者李绶武。
自民国十八年九月，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干事常惠提报了一份“云冈石佛失窃清单”之后，李绶武便辗转反侧、日夜思服，总觉得这份清单虽然堪称完备，但是从头到尾欠缺一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怀疑：为什么是这九十六颗佛头，而非其余？李绶武之所以如此作疑，也不无受了那江湖上关于“武藏十要”的传闻的影响。
是以在同年十一月便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辞去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差事，到处打听山西大同丐帮邢堂主的下落。
忽忽两年多的岁月过去，才于民国二十年底，由一个改行经营河道木材运输生意的前丐帮弟子那里查探出来：邢堂主去了南昌。
李绶武所知极为有限，不外是邢堂主的名字叫福双，离开大同之前曾折断青竹竿、摔碎破陶碗、扯烂布口袋并且以敲门砖自击天灵盖直至砖石化为齑粉为止。
毁弃这四般物事是自请其罪、逐出帮外，从此不许乞讨度日的例行仪式。
表面上邢福双这样做是由于搞砸了和白莲教之间那笔交易，以示负责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有人怀疑他是不是的确在石窟中得着什么秘宝，索性演一场苦肉计，然后挟宝远遁去了。
是以向李绶武透露消息的那木材运工意味深长地多说了几句：“不只你老弟要找他，咱们大伙儿这不都‘砸了饭碗’，四出寻他来了么？”
李绶武至此益发坚信不疑：邢福双手中必定握有一些和“武藏十要”有关的秘辛，甚至就是部分或全部“武藏十要”的内容。
然而在民国二十年底二十一年初的那个冬天，李绶武费尽千辛万苦，餐风宿露地追到南昌之际，只听说邢福双加入了另外一个叫“蓝衣社”的组织，却没有谁再见过他。
以李绶武的家学渊源，对江湖中人、武林间事，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连那“武藏十要”的名目、传承，都是《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一书率先拈出的。
但是他却从未听人说起过什么“蓝衣社”、“红衣社”之类的组织，这一下好奇之心大发，逢人又查问起“蓝衣社”的情实，差一点送掉了性命。
也就在李绶武在南昌被“蓝衣社”分子逮捕、密囚、加刑又释放而加入这个组织的同时，欧阳昆仑已近五足岁了。
这孩子与通西桥下那堆佛头算是有缘—他日日晨间醒来便吵着要去同佛祖玩耍，其间竟有三年之久。
欧阳秋、顾氏万般无奈，只得顺着这孩子的脾性，每当欧阳秋在家开坛说武，顾氏便带着小昆仑去至桥下嬉戏。
孰料这一十二颗佛头上确实藏着几部机关，本不该落在这孩子身上—这，却又要向邢福双那头说去。
当初邢福双奉命潜至云冈石窟，书间扮作游人香客，随前来观赏参拜的旅客四处走看，可怎么也看不出白莲教要九十六颗佛头的门道。
于是到了夜晚，他又私下潜入各个石窟，爬到各佛像的身上、头顶仔细勘验。
一连数夜下来，忽然在一颗佛头上看出了蹊跷。
这位于大同市西郊二十五公里，沿武周河北岸开凿的石窟占地不过一公里见方，但是中、大型的石窟就有五十三个，小型者更不计其数，早在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也就是西元四六年—已经开始凿建，诸佛造像几乎都是挺鼻、垂耳、圆脸、耸肩、肥胸，乃受印度西北方犍陀罗风格之影响。
释迦像最多，多宝佛、定光佛、弥勒佛次之。
无论站立、半跏、倚坐、交脚等身姿皆有。
邢福双最早发现异状的两尊佛像是在接引佛洞之中—两佛对坐，状如文殊与摩诘之对话。
邢福双爬上东首的一尊背后，踩抵佛肩，只手按住佛头，另只手持火炬一照，发现那佛顶之上居然凿着四四一十六个孔洞—这佛祖又不是和尚，头上烧如许戒疤是何道理？邢福双一面凝想着、一面将就着摇曳的炬光摸摸佛头上的孔洞，又摸摸自己的头顶，摸过几回，忽然觉得四肢百骸顿时间舒爽轻盈起来。
于是打起精神再仔细摸了两回，又发现了另一个门道—原来这四四一十六个孔洞凿得有大有小，正与常人较有力的四根手指头径围相合。
于是可以看出：那其实是四组分别以四指压按头顶穴道的图式。
这一次邢福双再将炬火移交左手，换了惯用的右手四指朝其中一组穴图比了个准，往下再一按，只觉四指仿如插进了一堆又柔又软，且深不达底的冰水之中。
邢福双登时吓傻，抽手悬空，而人也没什么异状，只觉耳聪目明，可以在夜暗之中看见且听见数十百丈以外的纤毫之物、草芥之声。
这一来邢福双知道自己得了宝贝，随手在佛身上打灭炬火，瞠起好一双亮昭昭的夜眼，再插第二式。
四指落穴，好似插进一团温热却并不炙烫的火苗里，亦复深不可测。
待他再抽起手来，浑身上下的经络却自行冲撞周流个不停了。
至于那第三式，四指甫下，如迎空飘絮，骨肉筋皮全给不知何处旋起的一阵疾风吹得七零八落。
可待邢福双抢忙收指的霎时之间，他一个没站稳，却从大佛肩上跌了下来—实则这也不是跌，而是像一根全无重量的羽毛那么晃荡着落了地。
直到那第四式上，邢福双才遭了道儿：四指按处，但觉指尖触着了比针还尖、比刀还利的锋锐之物—他不知这叫触电—而这尊佛头上的四组穴位的法式正是“文殊无过瑜伽”中叫人以指按顶门，体会、修炼那水、火、风、雷四种人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所谓清澈灵明、温煦柔暖、轻盈飘摇和暴烈焦躁的“四至四自在”，这“四至四